他當了33天皇帝，卻被罵了900年，死後老家鄉親都拒絕他入葬祖墳

張邦昌率領汴梁舊臣，向趙構稱賀。他親手將玉璽奉上，將汴梁城的艱難維持，以及自己所做的一切，「坦白」地向新皇帝趙構彙報。

趙構見到張邦昌，心情是非常複雜的。

一方面，他知道張邦昌的「傀儡皇帝」生涯，確實是金人逼迫的結果；另一方面，張邦昌主動歸政、奉上玉璽，為南宋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沒有張邦昌在汴梁的「代理」，京城可能早就被徹底洗劫一空，趙構的繼位也不會如此順利。

趙構不是一個傻瓜，他懂得其中的利害關係。 如果他立刻殺了張邦昌，不僅顯得自己「不仁不義」，更重要的是，會向那些曾經在金人威逼下「委曲求全」的舊臣發出一個危險的信號：投降或屈從金人者，一律殺無赦。

這只會讓更多的人，徹底倒向金人。

因此，趙構做出了一個「政治上最正確」的決定：赦免張邦昌。他封張邦昌為同安郡王，表面上給予了極高的禮遇。

張邦昌暫時逃過了一劫，他的心頭大石似乎落了下來。他以為自己的「曲線救國」策略成功了，用33天的屈辱，換來了自己的生路，也換來了南宋的喘息。

然而，他低估了「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標準，也低估了「主戰派」的政治力量。

李綱的怒火，一個繞不過的道德困境

張邦昌雖然得到了皇帝趙構的赦免，但朝堂上的「主戰派」，卻絕不答應。其中，最堅決、最憤怒的人，就是當時力主抗金的宰相李綱。

在李綱等一眾「鐵骨錚錚」的士大夫眼中，「叛國」就是死罪，無論你有什麼苦衷，無論你做了什麼貢獻，你登基的那一刻，就是對趙宋皇室最大的背叛和羞辱！

「名節」重於泰山，生死輕於鴻毛。 這是宋朝文人的普遍價值觀。在他們看來，張邦昌應該像那些忠烈之士一樣，寧死不屈，以身殉國，而不是為了苟活，去當金人的「傀儡」。

李綱堅決上奏，要求嚴懲張邦昌。

他的理由非常簡單而有力：張邦昌的「僭越稱帝」，是國家之恥，如果不對其嚴懲，如何能震懾天下叛臣？如何能挽救趙宋王朝的衰落形象？

李綱的堅持，代表了主流的道德和政治正確。趙構雖然想保張邦昌，但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和士大夫群體的憤怒，他開始動搖。

更要命的是，有人告發張邦昌在當「皇帝」期間，玷污了皇宮裡的宮人。這個指控，讓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張邦昌，徹底失去了道德上的支持。一個為保全性命而屈從於敵人的大臣，竟然還做出玷污宮人的醜事，這在道德上是絕對無法被接受的。

在李綱的堅持和輿論的壓力下，趙構最終無法抗衡。他被迫對張邦昌進行「處理」。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7月），張邦昌被貶往潭州（今湖南長沙）「安置」，美其名曰是「避禍」，實際上是流放。

張邦昌的命運，被政治和道德的雙重絞索，越勒越緊。 他那33天的「皇帝」經歷，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一個永遠無法洗清的污點。他雖然人在潭州，但心知肚明，自己的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賜死潭州，一生的掙扎化為一聲嘆息

被貶到潭州之後，張邦昌的日子，過得異常屈辱和艱難。他的行動受到嚴格監視，一舉一動都要向朝廷報告。

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快就來了。

金人得知張邦昌被貶的消息後，非常不滿。他們威脅南宋朝廷，稱「如果張邦昌被廢，我們就要再次南侵！」

金人的這番話，無疑是將張邦昌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對於趙構來說，張邦昌的「政治價值」已經徹底消失，反而成了「招惹金人的麻煩」。

一個活著的張邦昌，是金人南侵的藉口；一個死去的張邦昌，才能平息朝堂的怒火和金人的藉口。

建炎元年九月，宋高宗趙構下詔，將張邦昌賜死。

接到詔書的張邦昌，讀罷之後，「徘徊退避，不忍自盡」。他是一個文人，雖然經歷了人生的巨大起落，但要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他仍然心有不甘。

他一生都在掙扎，在忠君與保城之間掙扎，在道德與苟活之間掙扎。最終，他所有的掙扎，都化為了一聲嘆息。

在執行官的逼迫下，張邦昌最終登上了潭州城內天寧寺的平楚樓，自縊身亡。

這個做了33天皇帝的男人，用自己的死，為南宋的建立獻出了最後的「祭品」。 他的死，既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也是宋朝文人「名節」至上價值觀的犧牲品。

他死後，趙構為了安撫他身後的親人，也為了顯示自己的「仁慈」，曾下詔禮尊張邦昌，讓他的子孫親屬獲得錄用。但這並不能改變張邦昌在歷史上的悲劇性地位。

死後千年罵名，老家祖墳都不要他

張邦昌死了，但他的罵名，才剛剛開始。

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歲月里，「張邦昌」這個名字，成了「漢奸」、「賣國賊」的代名詞。他是南宋人心中最痛的恥辱，是「靖康之恥」中最鮮活的「叛國者」形象。

宋朝的史官們，秉承著「名節」至上的原則，將張邦昌的所作所為，毫不留情地釘在了史書上。他的一切苦衷和努力，都被那33天的「皇帝」經歷所掩蓋。

後世的文學作品、戲曲小說，更是對張邦昌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和醜化。 在民間故事裡，他被塑造成一個貪生怕死、趨炎附勢的小人。

這一罵，就是整整九百年。 直到今天，只要提到靖康之變和偽楚政權，張邦昌的名字，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反面教材」。

更讓人唏噓的是，張邦昌死後，連回老家安葬都成了一種奢望。

張邦昌是河北東路永靜軍東光縣（今河北滄州）人。當他的家人打算將他的遺骸運回老家，安葬進張氏祖墳時，遭到了老家鄉親們和族人的強烈拒絕！

「一個曾僭越稱帝、辜負大宋的叛臣，沒資格入葬我們張氏祖墳！」 鄉親們義憤填膺，認為讓張邦昌入土為安，是對祖宗的「大不敬」。

這是何等的悲哀和屈辱！ 張邦昌一輩子都在為自己的名節掙扎，到頭來，不僅自己被賜死，連死後都落得「無家可歸，祖墳不容」的下場。

他用33天的皇帝生涯，換來了一個家族長達數百年的恥辱。 他本想「曲線救國」，卻最終成了「兩邊不討好」的千古罪人。

張邦昌的「不得不」

回過頭來看張邦昌的一生，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忠臣」或「奸賊」來給他定性。他的故事，是一個時代悲劇下的個人悲劇。

張邦昌的「不得不」，反映了宋朝文官在民族大義和個人存亡之間的巨大困境。他沒有武將的英勇和決絕，也沒有士大夫的堅貞和赴死，他只是一個渴望和平、想要保全城池的文人宰相。

在金人兵臨城下，宋徽宗、宋欽宗束手無策的情況下，誰來保住這座城？誰來為城中的百姓爭取一線生機？

張邦昌用自己的名節和性命，為汴梁城換取了暫時的安寧。 他在位期間，沒有主動殘害宋朝宗室，沒有大肆屠殺百姓，反而做了「歸政趙宋」的鋪墊。

從客觀的角度看，他最大的「罪過」，就是沒有選擇「殉國」。如果他當初像其他忠烈之士一樣自殺，他就能得到「忠臣」的美名，但他可能就無法保住汴梁城的安寧，無法讓玉璽傳到趙構手中。

他的悲劇，在於他選擇了「活下去，做點事」的艱難道路，這在當時的「道德潔癖」環境下，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張邦昌，是靖康之變中，被歷史和道德判了「死刑」的複雜人物。 他那33天的「皇帝」經歷，成為了一個永遠的「政治污點」，抹殺了他所有的努力和掙扎。

他的故事，讓人深思：在民族存亡的時刻，一個文人的「屈辱求生」，到底是不是一種變相的「救國」？ 歷史和後世，最終只記住了他的「黃袍加身」，而遺忘了他的「心不甘情不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