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慶帝畫像。圖源:網絡
資質平庸,好色短命,卻開創治世
嘉靖四十五年,一個寒冷的冬夜,20多年不上朝的嘉靖帝朱厚熜被人抬回了他夢開始的地方——乾清宮。
那裡是大明皇帝日常辦公起居的場所,卻也是嘉靖帝用盡一生逃離的束縛之地。但此刻,他只剩下最後一口氣,無力再反駁周遭的一切,包括他一直迷信的「二龍不得相見」的執念。
這是他最寵信的道長陶仲文,結合畢生修學所發明的玄幻理論。按照陶仲文的意思,皇帝是真龍,皇太子是潛龍。二龍如若相見,必有一龍慘遭厄運。
壯年時,嘉靖帝接連喪失兩個皇太子,便是最好的例證。
正是出於此種擔憂,嘉靖帝對庶出的第三子、裕王朱載坖始終視若無睹,極力將他邊緣化。
眼下,到了最終的清算時刻。
跟隨著當朝首輔徐階的腳步,裕王朱載坖疾步進入乾清宮。
未幾,嘉靖帝崩。
作為一個可憐人,朱載坖終於等來了自己的皇位,史稱隆慶帝、明穆宗。
按理說,身為九五之尊,隆慶帝朱載坖的順利登基,意味著他開始享有大明帝國的最高話事權。可很快,他便深深體會到嘉靖帝坐天下時的無力感。
由於先皇早年對他的忽視,朱載坖從小就過得很不開心。
隨著兩個哥哥先後去世,排名第三的他,按照明朝的祖宗家法,應該立即晉升為太子,為後續繼位早做準備。但嘉靖帝始終想再緩緩。
當時,嘉靖膝下除了朱載坖外,還有皇四子、景王朱載圳。因為受「二龍不得相見」的迷信困擾,嘉靖對二子進行無差別對待,「居處衣服無別」,這讓成長中的景王有了謀取帝位之心。嘉靖四十四年(1565),29歲的景王病薨時,嘉靖曾與人言:「此子素謀奪嫡,今死矣。」
但即便朝野此前對景王的野心傳得沸沸揚揚,史書中卻沒有記載嘉靖對此有什麼反制行為。可見,他是默認了這個兒子的做法。如若不是景王死在嘉靖前頭,朱載坖很可能做不了皇帝。
如今,坐上皇位的朱載坖恍如一夢。

▲明穆宗朱載坖。圖源:影視劇照
他循例要參拜皇陵,卻遭到徐階等內閣大臣的大力反對。徐階意思很明確,如今北方韃靼經常搞事,邊境不太平,南方連日來又「霪雨為災」,內憂外患,皇帝有必要留守北京,坐鎮紫禁城。
這種君臣矛盾,要是換成嘉靖帝,徐階估計吃不了兜著走。但隆慶帝朱載坖並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剛登基,不想跟文臣集團的關係搞得太僵。
徐階雖然食古不化,卻還是做了幾件好事的。
嘉靖末年,海瑞曾上《治安疏》,以「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之言,將自己推上了蔑視君王的風口浪尖中。嘉靖雖動了殺心,但也忍下來了。於是,直到嘉靖駕崩,海瑞一直被關在牢里。徐階借嘉靖的遺詔,以隆慶帝的名義將海瑞從牢里撈了出來。
從獄中再度回歸社會的海瑞,從此成了天下官員的楷模。不僅先後歷任監察官員,更是巡撫京畿,所到之處,屬吏皆懼其威嚴,民間更尊其為「海青天」。弔詭的是,當初曾給海瑞作保的徐階,在不久之後,也嘗到了這位「貪官剋星」的威力。

▲大清官海瑞。圖源:影視劇照
不可否認的是,徐階喜歡獨斷專行。隆慶帝剛即位時,閣臣除徐階外,還有李春芳、郭朴、高拱、張居正以及陳以勤等。這些人大部分都是隆慶帝在潛邸時期的老師。將心比心,隆慶對這些老臣大多一視同仁,相互信任。
然而,在內閣權斗面前,什麼同僚情分,什麼師生情誼,都不大重要了。還沒等隆慶發話,徐階便擠走了自己的政敵高拱,開始權傾朝野。
對於徐階的獨斷專行,隆慶帝一向心知肚明,只是跟父親一樣,他對朝堂文官的明爭暗鬥同樣心煩。
即位之後,為了改變先帝數十年不上朝的形象,隆慶倒是每天堅持「未明而衣,日旰而食,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勤」。但是,這看起來更像是皇帝在履行某種儀式。
因為,沒多久,朝臣們便對他這種流於形式的問政提出了質疑。
兵部侍郎鄧洪震頂著壓力上奏:「陛下臨朝之時,聖容端拱,未嘗時賜清問,體察民情;諸司奏章,少見御覽;經筵、日講,止襲故常,未蒙虛心詢訪。」換句話說,就是鄧洪震認為隆慶活脫脫是一個懶政皇帝的代表。
可懶政也不等於怠政,該處理的大事,隆慶倒是一件也沒落下。
針對嘉靖帝施政留下的弊病,隆慶元年(1567),他曾詔令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
明朝自太祖年間開始實施海禁政策。按照《大明律》規定,從洪武年間起,無論軍民人等,寸板不得下海。但海禁政策嚴重違背了唐、宋以來中國東南沿海百姓出海貿易的歷史事實。正如隆慶初年支持開海的許孚遠所說:「東南濱海之地,以販海為生,由來已久,而閩為甚。閩之福、興、泉、漳,襟山帶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因此,自海禁政策實施以來,明朝東南沿海的民間走私貿易屢禁不止。
特別是當倭寇不斷侵擾華夏之時,中國東南沿海也先後形成了謝老、嚴山、洪迪珍、張維、吳平、曾一本等著名海寇集團,「攻掠諸省,荼毒生靈」。
隆慶繼位後,抓住新朝改革的信號,時任福建巡撫涂澤民冒死上書,請求朝廷將漳州月港設為外貿通商口岸,允許民間百姓出海貿易謀生。

▲福建漳州龍海區月港古鎮。圖源:圖蟲創意
要知道,在涂澤民之前,曾提督東南沿海防務的浙江巡撫朱紈也曾上疏嘉靖帝,請求廢止海禁政策。結果,朱紈換來的,是被誣而自殺。當然,還有滿朝文武自此十多年閉口不敢再提開海。
涂澤民上書,無疑是在拿自己的性命下賭注。
好在同樣的問題,到了隆慶帝跟前,已悄然發生了變化。
當初,明太祖陸續平定其他勢力的同時,也面臨著一個問題:如何重建穩定的大明經濟體系?也就是,如何解決「錢荒」的問題。其認為,首要就是禁止貴价金屬外流,以保障國內貨幣流通的穩定。這便是海禁政策的出發點。
作為破立的一代,明太祖及其智囊還打算從稅收和貨幣發行上解決前代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仿照元朝的「中統元寶交鈔」,明初朝廷發行了「大明寶鈔」,用以改變人們日常使用白銀的習慣。然而,這樣一來,雖然給民間使用的貨幣找到了循環流通之路,卻也使天下從「通貨緊縮」的經濟環境,瞬間轉變為嚴重的「通貨膨脹」。
如果沒有足夠的貴金屬作保證,「大明寶鈔」便是一張廢紙,可以說,明朝這套累世積弊的貨幣體系,到了隆慶帝時代已經勢同水火了。
所以,當涂澤民竭力要求「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時,隆慶帝當即應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
不過,隆慶帝對開海一事,也並非任由朝臣拿捏。
既然涂澤民提及要將走私商人納入合法商人的範疇,朝廷也理應派專人在月港負責海外貿易繳收關稅和督促辦理「出海船引」。所謂「船引」,就是合法商人出海船隻的「行駛證」。要辦理這項服務,明廷規定,按時交稅年審就行。
政令看似簡單,實則船引上除了寫明商船貨物信息外,還囊括了船隻所有者的個人信息,方便朝廷加強管理。更重要的是,貨物關稅與船引繳稅兩者互不相通,只要民間商人選擇私營貿易,他便需要同時負擔兩種稅務。
而這些稅金的收取,朝廷只認真金白銀,不要紙鈔。
如此一來,有學者統計,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3億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
大量的財富迅速聚集,充盈了大明王朝國庫。憑藉這筆財富,隆慶和他的朝臣們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朝政改革。
就在這場改革開始之前,喜歡搞「一言堂」的徐階,下台了。
除了阻止皇帝掃陵外,徐階幾乎對隆慶帝方方方面的瑣事都看不順眼。他興於言官,骨子裡還保留著「事無大小,好與上強爭」的習慣。
而隆慶帝面對自身身份的巨大轉變,開始暴露了原先潛藏於內的劣根性。史載,「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來,稍好內,掖廷充斥矣」。「稍好內」,明顯是委婉之詞。貪杯好色,這就是隆慶真實形象的寫照。
又懶政又好色,即便隆慶有廢除海禁、開關的功勞,又怎能讓徐階以及諸位想讓君王持正守身的言官們放心呢?
因此,只要隆慶坐朝貌似端拱,不發一言,言官們就會一哭二鬧三上吊。若隆慶在施政上有所偏頗,他們就敢把口水噴到皇帝臉上。這樣的日子,隆慶過得也是十分鬱悶。他老是在朝堂上對徐階重複一句話:「朕著內臣坐營 , 科道官也說,你每也這等說,怎麼主意不遵,你每說來。」
每當這個時候,徐階也好,言官也罷,大家都啞口無言了。
在持續失寵的情況下,言官們把矛頭對準了徐階。戶部給事中張齊趁機上奏:「比者,諸邊告急,皇上屢廑宣諭,階略不省聞,惟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階,不知有陛下!」
這話說得很重,唯有當年楊繼盛彈劾嚴嵩時曾經用過。
徐階一看大勢不妙,相當識趣,遞交辭呈,致仕了。
徐階一走,內閣首輔的寶座就歸了資歷較深的李春芳。李春芳是嘉靖年間的狀元,寫得一手好青詞,但政治智慧和處事手段都不如張居正。
張居正是個實幹家。看著李春芳多少耽誤事,便和太監李芳密謀,召高拱回京。據說,高拱得知皇帝召見他,不顧隆冬臘月大雪紛飛,硬是從河南老家,夤夜疾馳入京。
儘管這中間可能有誤會,但隆慶對高拱還是十分信任的。
他一到北京,就接到了隆慶專程給他準備的加封厚禮: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明朝大臣入內閣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當上吏部尚書,原則上就不入閣。因為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管官員的升遷考核,要是讓吏部尚書再兼內閣大學士,其不僅擁有處理機要之務,更有察查官員任用的權力,等同於真正的「宰相」。隆慶可不管這些,為了革故鼎新,他寧願背上忤逆祖宗家法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