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戰只打了5天，卻影響中國300年

▲萬曆皇帝畫像。圖源：網絡

此戰只打了5天，卻影響300年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紫禁城一如既往的寧靜。

萬曆皇帝仍舊宣稱身體不便，繼續久居深宮。百官與皇帝之間的權力爭鬥，依然水深火熱。為了儘可能攫取大臣手中的權力，皇帝不惜在帝國四方裁減官員，讓百官惶恐不安。整個大明帝國陷入無聲的危機。

這一天，遠在關外。

雖是初夏季節，暖意未曾降臨寒冷的東北。寒風呼嘯，滴水成冰。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老城），一身戎裝的努爾哈赤等來了復仇的最佳時機。在他身後，八旗部隊熱情高漲，躍躍欲試。

努爾哈赤當著大傢伙的面，宣布了所謂的「七大恨」，正式向關內的大明宣戰。

後金與大明這對生死冤家的決戰時刻，終於到了。

次日，這股士兵趁著撫順集市開集之際，喬裝成趕集的商販，混入人聲鼎沸的撫順城中，發動了叛亂。由於事發突然，未及準備的守城部隊一擊即潰，撫順守將李永芳等人被俘後投降。

大明軍事重鎮撫順城陷落，努爾哈赤首戰告捷。

三天後，消息傳入紫禁城。萬曆皇帝看完戰報，登時反應過來，要求兵部與地方一線官員磋商，儘早拿出圍剿方案。

為給百官作出表率，一向身體素質欠佳的萬曆強撐起精神，一改多年來不理朝政的生活方式，忙得熱火朝天。

按說，連萬曆這種出了名不上朝的皇帝也認真起來的話，想要解決努爾哈赤叛變引發的遼東困局，估計也不是太大的難事。

但接到皇帝命令的代理兵部尚書薛三才卻沒有立即執行，而是向皇帝大倒苦水，稱戶部過去欠發的遼東軍隊兵餉已拖了三年，而自己坐鎮兵部以來，答應給遼東士兵的糧餉也還欠缺十幾萬兩。總之，對於出兵遼東一事，薛三才是十萬個不願意。

按照薛三才的意思，朝廷根本不需要專門出兵遼東，只要皇帝撥錢讓他去安撫駐紮在遼東的將士，就能打贏努爾哈赤，妥妥的。

薛三才的「底氣」，來自於距此百餘年前那場被稱為「成化犁庭」的關外重大勝利，更來自於萬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間，明軍相繼發動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在朝鮮戰場，不可一世的日本關白豐臣秀吉被明軍打得滿地找牙，含恨而終；在西北寧夏和西南播州，無論是總兵哱拜還是盤踞播州多年的土司楊應龍，皆沒獲得個好下場，兵敗身死。而且，從萬曆皇帝親政以來，大明軍隊在國際戰場上還有明緬戰役這種「練手」機會。似乎從哪個方面上看，小小的後金，都不是值得讓大明帝國正面重視的對手。

可惜，薛三才不明白，星星之火，也可燎原。

拿下撫順後，努爾哈赤前進的腳步並未停止，反而比原先速度更快。在他的統籌下，另外四座拱衛撫順主城的軍事要塞也相繼被攻陷，軍民死傷慘重，人畜被擄掠者超三十萬。

在遼東戰局瞬息萬變之際，薊遼總督汪可受已經不能再等了。

拱衛大明、鎮守遼東防線本就是他的職責所在。如今丟了撫順，且不管朝廷未來是否會怪罪自己，就努爾哈赤大軍這樣凶神惡煞地到處掠殺，自己恐怕已在劫難逃。於是，在未得到朝廷下一步具體指示的時候，汪可受命令廣寧總兵張承蔭（胤）發兵進攻努爾哈赤大軍。

但很明顯，在造反的道路上，老天爺沒有給努爾哈赤及其背後的八旗勁旅留有一絲退路。要麼成功，要麼成仁。他們必須一路朝前，直至打下大明江山，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張承蔭一行，雖有萬餘部隊，不過就是去送死，壓根沒有勝算。

努爾哈赤公開宣戰一個星期後，四月二十一日，大明帝國地方上組織的第一場反擊打響了。

但隨即啞火——張承蔭的援軍在半道上遭遇八旗埋伏，全軍覆沒。

遠在北京兵部衙門辦公的薛三才接到戰報後，總算明白自己低估了關外那群「餓狼」。

▲餓狼般的滿洲八旗。圖源：影視截圖

在向皇帝上奏承認自己的過失後，薛三才提出了四點建議：

第一、徵調真順、保河等地壯士，可得三萬人；

第二、各邊廢弁家丁，皆許效用軍前，可得數千人；

第三、山海關為薊遼門戶，須任命一員大將提兵彈壓，兼為遼東聲援；

第四、起用原任總兵杜松駐守山海關，總兵王宣駐守關內。

對於薛三才的建議，萬曆皇帝一切照准，立即下令讓名將杜松星夜兼程趕往山海關坐鎮指揮。

但針對薛三才擠牙膏一樣募集到的這麼點兵力，萬曆多少心存不甘。要知道，在此時的大明帝國衛所中，還有掛名士兵200多萬。不管怎麼看，都不像到了無兵可調的境地。

可大明軍隊體系就是如此奇葩。在沿用了200多年的軍隊衛所制中，士兵的身份是世襲的，只要你祖上被列為軍戶，你家祖祖輩輩都得當兵，免費替大明朝賣力拚命，保土守疆。如此龐大的人群，戰時為兵，閒時種田。以軍事屯田的方式養活自己，然後繼續為朝廷賣命。

這種世兵制，固然有減少國家開支的優勢，在明朝初年因為人丁凋敝、百廢待興，也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與所有實行世兵制的朝代一樣，明朝也深受制度的掣肘：

一方面，按照世兵制「15歲襲職，60歲退役」的規定，新兵和兵油子混在一塊，戰鬥力良莠不齊。

另一方面，軍隊內部的自給制，讓軍戶與普通百姓完全脫節。為了過上好日子，那些世襲軍官的子弟自然想盡辦法壓榨底層的軍戶。當兵本來就苦，再拚命壓榨他們，軍戶逃亡乃必然現象。

因此，當國家真的有難之時，萬曆皇帝在紫禁城即便喊破喉嚨，能召集到的士兵也寥寥無幾，且多為無用之兵，於當時的遼東戰事，其實並無裨益。

面對國土淪陷，作為帝國最大的「地主」，萬曆當然還是希望延續了200多年的衛所制度能發揮該有的作用。他下旨，要求遼東「各處城堡都要用心防守，遇有虜警，并力截殺，務挫狂鋒」。

他還要求在遼東一線的督撫們應靠前指揮，用心調度，「隨宜戰守，務在萬全」。

可這對於剛遭遇張承蔭戰敗惡果的薊遼總督汪可受而言，奉旨率兵出關，直面努爾哈赤，大概是其接到的最壞的命令了。

一到山海關，汪可受就躊躇不前了。在上呈萬曆的奏摺中，他開始哭慘：第一、我軍戰鬥力不足，還是想先等等裝備精良的朝廷援軍再說；第二、我軍士氣不足，打仗需要錢糧。

如此，又繞回到一開始薛三才問萬曆要錢的問題上。

這錢到底誰出？當初萬曆與薛三才之間就沒談妥。如今，形勢迫在眉睫，這件大事依然沒有著落。

內閣首輔方從哲認為，此事不宜再等，隨即上書請求萬曆皇帝發內帑賑濟遼東將士，先提振士氣。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

萬曆只能摳摳搜搜地從內帑中撥銀十萬兩，以賑軍資。

但這筆錢，說到底算是萬曆自個兒的私房錢。不論萬曆是否就是傳聞中的「守財奴」，要一個坐擁四海、「以國許家」的封建君主自掏腰包，為國為民，就實在高估了他的道德覺悟。

十萬兩，無論用於募兵還是振奮遼東士氣，無疑都是杯水車薪。故而，在拿到錢後，方從哲還是上疏請求皇帝再給點。

結果，萬曆皇帝大怒，數落了一通：「每年戶部按照祖制，就給內帑庫進貢100萬兩作為宮中開銷。這筆錢，朕還得拿去給嬪妃們發工資、修繕宮殿、改善伙食以及每逢年節採辦禮物發放給你們。年年朕這都不夠花，能給你們十萬兩銀子，還是朕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再要，沒有了，自己想辦法去！」

萬曆的「哭窮」，著實難以說服諸位大臣。畢竟，當初剛打完「萬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戰役時，福王朱常洵分府，他一次就從內帑里掏了三十萬兩銀子出來大擺宴席，絕對不是他現在所說的這麼「窮」。

可他是皇帝，方從哲等人是大臣。「君為臣綱」，皇帝一口咬定自己沒錢，身為大臣，他們還能要得到嗎？

沒辦法，萬曆朝的這群大臣，只能「拆東牆，補西牆」，騰挪騰挪，湊齊了一支約10萬人的援軍。

與之前明憲宗發起的「成化犁庭」一樣，出發前，大明王朝照例致書自己的小弟——李氏朝鮮，要求對方發兵數萬在外圍打打下手，好歹也算報答一下當初大明王朝的「救國大恩」。

此時接替父王統管朝鮮八道的光海君卻打起了「退堂鼓」。無他，此時的朝鮮政局不穩，內憂外患，除了要應對身邊反對自己的大臣發動政變，還得防範著周邊勢力的乘虛而入。還有就是，上次朝鮮戰役時，日本豐臣秀吉大軍把朝鮮士兵揍得太狠，尚未緩過勁來。

對於後金勢力的威脅，光海君的迫切感估計比萬曆還重。畢竟朝鮮半島緊挨著中國東北地區，後金八旗只要想打，不用十天，朝鮮王朝就得開門投降。

據朝鮮王朝《光海君日記》顯示，壬辰倭亂（即萬曆年間韓戰）後，光海君元年（1609年），朝鮮八道常規軍為76400人；而在壬辰倭亂剛發生時的朝鮮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這個數字約為148500人。很明顯，光海君在位期間的軍隊人數，幾乎銳減了一半。

就這區區不到八萬人，還得給你大明「數萬大軍」，難啊！況且，若把兵借給了明朝，打不贏的話，招致後金八旗怨恨，那麼，朝鮮王朝日後再出現滅頂之災，誰能救？

說實話，光海君著實矛盾。他緊急召集了身邊的兩班大臣商議國是。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兩班大臣的意見出奇地一致，全體贊成出兵幫助明朝。

朝鮮王朝領議政（相當於明朝內閣首輔）鄭仁弘甚至說：「上國（明朝）有事，則當奔走盡誠，思效其萬一，況有徵兵事乎？」

最終，朝鮮方面籌措了13000人軍隊交付明朝。隨軍出征的，還有無償獻給明軍的戰馬700匹。

殊不知，此舉為李氏朝鮮埋下了禍患。當然，這是後話。

萬曆四十六年，冬。

征剿努爾哈赤的大明勁旅終於集齊，整裝待發。

根據明人程開祜的《籌遼碩畫》可知，這次大明王朝算是下了血本，不僅超額集合了近9萬的大明士兵，更是破天荒地起用了杜松、馬林、李如柏、劉綎等四員久經沙場的宿將，分率四路兵馬，配合主路大軍作戰。

臨行前，萬曆特授予此次戰役主帥、遼東經略楊鎬一柄尚方寶劍，准許其便宜行事，總兵以下有不聽命者，皆可先斬後奏。

可萬曆終究還是錯付了他人！

大軍到了遼東之後，楊鎬並沒有立即發動反攻，仍在靜待時機。此時，努爾哈赤再度率領八旗部隊進犯大明邊境，連下數城。兵部急報頻頻，看得萬曆眼睛直生疼。

內心頗為不滿的萬曆皇帝下旨詰問楊鎬：「經略任事已久，各處援兵俱集，如何又有會安之失？」按萬曆的想法，兵我給你們了，錢糧我也給你們了，你們好歹給朕打兩場漂亮仗出來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