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殺毛文龍後，袁崇煥竟要求帶兵進京，朱由檢：快將他凌遲處死

而在紫禁城，朱由檢也成為極大的變數。

年輕的皇帝多疑、急躁、剛愎自用，他渴望袁崇煥能快速收復遼東，又無法給予充分的信任和耐心。

他將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袁崇煥身上，給予他前所未有的權力，卻也埋下了「功高震主」的隱患。

而經過多年的戰爭消耗，明朝國庫早已空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早已無力支撐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至於袁崇煥所說的「遼人守遼土」，更像是口號，他在遼東的屯田，根本無力供養他的關寧錦防線。

因此，在多次請求朝廷撥付軍餉、糧草、器械，得不到及時供應時，袁崇煥和朝廷之間也產生了隔閡。

最致命的是，袁崇煥為了爭取時間整頓邊防，竟沒有經過朱由檢的批准，多次和皇太極書信往來。

在袁崇煥看來，「和議」只是手段，目的是「以和促守」。可在明廷看來，手握地方大權，卻私下「議和」，是「通敵叛國」的前兆。

不久後，袁崇煥又做了件蠢事，誅殺毛文龍。

毛文龍是東江鎮總兵，長期盤踞在皮島，以游擊戰的方式牽制後金後方，對後金形成了極大的威脅。

然而，毛文龍為人驕縱，不聽袁崇煥的節制，還虛報兵額，貪污軍餉，引起了袁崇煥的極大不滿。

當時，袁崇煥多次試圖整頓東江鎮，將皮島納入到自己的親信麾下，但毛文龍陽奉陰違，拒不配合。

於是，袁崇煥以閱兵為名，誆騙毛文龍前往雙島，趁機列出他的十二條「大罪」，將他當場斬殺。

袁崇煥的舉動，震驚了朝野。

即便，毛文龍確有不法之處，但袁崇煥未經請示就擅殺朝廷一品大員，無疑觸犯了朱由檢的底線。

事實上，朱由檢得知消息後，「驟聞，意殊駭」。

然而，此時他還需要袁崇煥，只能表面上表示認可，內心卻對袁崇煥的專斷產生了極大的不滿。

更嚴重的是，毛文龍死後，東江鎮群龍無首，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先後降清，不僅使明朝喪失了海上力量，更讓後金獲得了重要的軍事人才。

袁崇煥此舉，可謂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己巳之變

1629年，失去毛文龍牽制的皇太極，親率十萬大軍，避開袁崇煥傾盡全力打造的關寧錦防線，繞道蒙古，從喜峰口突破長城。

八旗軍一路勢如破竹，連克遵化、三屯營，兵鋒直指北京。

當時，袁崇煥正在寧遠部署防務，得知消息後，他當即率領九千關寧鐵騎，日夜兼程，馳援北京。

然而，當他追上皇太極的八旗軍時，卻拒絕孫承宗的建議，執意尾隨不擊，讓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

事實上，袁崇煥的才能，大多在於防守。無論是寧遠還是寧錦，他都是依託堅固的城牆以及紅衣大炮，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可在遼闊的平原地帶，袁崇煥是不敢跟皇太極硬碰硬的。野戰，不是他的強項，也不是遼東明軍的強項。

因此，他需要的北京的城牆，也需要紅衣大炮。而他「不負眾望」，確實在北京城下，趕走了皇太極。

然而，勝利沒有換來朱由檢的信任。

撤兵前，皇太極故意讓兩個被俘的明朝太監聽到「袁督師和我們早有約定，大事可成」的對話，然後將他們放回。

兩個太監逃回紫禁城後，立即將「機密」報告給朱由檢。

朱由檢本就對袁崇煥心存猜忌，加上之前「擅殺毛文龍」的影響，輕易就相信了這個拙劣的反間計。

除了反間計，袁崇煥的愚蠢，也加劇了朱由檢的猜忌。

為了集中兵力保衛北京，袁崇煥曾請求率軍進入京城休整，但朱由檢以「勤王軍不得入城」為由拒絕。

袁崇煥的決策在軍事上並無不妥，可在政治上卻意味著「兵逼京師」，讓朱由檢更加懷疑袁崇煥的忠誠度。

畢竟，誰能保證，一個擅殺朝中大將、與敵和議的將領，帶兵進入北京後，會不會做大明的董卓呢？

此外，後金的入侵也讓京城百姓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城外房屋被燒毀，糧食被掠奪，無數百姓流離失所。

而袁督師「縱敵入關」，尾隨不擊，也被解讀為以邀戰功，這種民怨也給朱由檢施加了極大的壓力。

不久後，朱由檢在平台再次召見袁崇煥。

當時，朱由檢臉色鐵青，開門見山地問道：「為何擅殺毛文龍？為何縱敵深入？為何請求入城？」

面對質問，袁崇煥一時語塞，無法做出解釋。朱由檢見狀，當即將袁崇煥革職查辦，投入錦衣衛大獄。

袁崇煥被捕後，進行了長達九個月的審判。

閹黨餘孽溫體仁、周延儒趁機落井下石，指控袁崇煥縱敵入關。戶部尚書畢自嚴還當眾編造謊言：

「袁崇煥運米資敵，和後金密約，居心叵測。」

不過，在審判時，許多大臣也紛紛為袁崇煥求情。

輔臣成基命多次為袁崇煥辯解，甚至以全家百口保他性命。祖大壽更是願以自己的官階，為袁崇煥贖罪。而廣東籍官員更是聯名上書，證明袁崇煥的忠誠。

然而，求情不僅沒有起到作用，反而讓朱由檢堅定了誅殺袁崇煥的決心。

在朱由檢看來，袁崇煥的功績越大，威望越高，威脅就越大。而朝廷內外的支持，更讓他懷疑是「結黨營私」。

1630年9月，朱由檢下旨，以「專戮大帥、擅款通敵、縱敵長驅、頓兵不戰」的罪名，將袁崇煥凌遲處死。

這一天，北京西市成為了人間地獄，袁崇煥在極度的痛苦中死去，而他至死都沒有明白，自己忠心耿耿，為何會落得如此下場。

臨刑前，他留下了絕命詩：「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守遼東」。

冤殺還是罪有應得？

袁崇煥死後，關於他是「冤殺」還是「罪有應得」的爭議，持續了三百九十餘年。

明清之際，大多數人認為袁崇煥「通敵叛國」，死有餘辜；乾隆年間，清廷為了籠絡漢人，開始為袁崇煥平反，袁崇煥的形象逐漸發生轉變。

近代以來，梁啟超稱他為「明代的岳飛」，金庸更是將他塑造為民族英雄，袁崇煥的「冤臣」形象，深入人心 。

然而，歷史的真相，往往並非非黑即白。

袁崇煥雖才能出眾，但政治敏感度極低，甚至可以說是政治上的幼稚。

「五年平遼」的承諾，給自己戴上了緊箍咒；擅殺毛文龍，讓朱由檢對他產生了無法挽回的猜忌。和後金議和時，他沒有及時向朝廷彙報，也沒有做好輿論宣傳，導致自己陷入「通敵」的嫌疑。

這些決策，將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淵。

值得一提的是，袁崇煥死後，他的貼身侍衛佘義士，冒著滅族的風險，在深夜盜回袁崇煥的頭顱，秘密安葬於北京廣渠門內的廣東舊義園，並立下誓言：世代守墓，永不返鄉，永不做官。

此後，佘家子孫恪守祖訓，歷經明清兩朝、近四百年，始終堅守在袁崇煥的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