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破北京時，人數近十萬的錦衣衛、東廠番子為何無影無蹤？

大順軍入城後，對錦衣衛與東廠成員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

李自成在《永昌元年詔書》中明確宣布：「凡錦衣衛、東廠諸奸，罪在不赦；若能悔罪投誠，可免死收編。」

這一政策導致兩大機構成員出現分化。

高級官員多被清算。錦衣衛掌印指揮使駱養性在寓所被俘，大順軍從其家中搜出白銀 30 萬兩、胡椒千石，劉宗敏斥責其 「剝民脂膏，罪該萬死」，將其打入囚牢。

東廠掌刑千戶梁清宏，被大順軍公開審判後處決於午門，「觀者數萬，唾罵不絕」。

中下級人員則大量投降。錦衣衛鎮撫司獄卒張明遠，帶領大順軍打開詔獄，釋放了被囚禁的 300 余名官員百姓，被李自成任命為 「提刑僉事」。

東廠派駐各地的坐探，多數搖身一變成為大順的地方聯絡員，其中派駐保定的李可柱，甚至幫助大順軍招降了當地明軍將領。這種投機行為在《甲申核真略》中被批評為 「狐鼠本性，遇風而靡」。

值得注意的是，大順軍對特務機構的處置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

劉宗敏曾對部下說：「這些人（指特務）熟知官場弊病，留之可用。」

因此，錦衣衛中精通刑獄、戶籍的官吏多被留用，如掌管戶籍檔案的錦衣衛百戶劉應選，就被任命為大順政權的 「戶政府從事」，負責清查北京官宦資產。這種做法雖暫時穩定了局面，卻也為大順埋下隱患， 這些前明特務熟悉權力運作的陰暗面，很快就將投機鑽營的手段用於新政權，加速了大順軍的腐化。

歷史的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