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葫蘆主要產生於豫西山區，地域分布包括今河南省南陽市的唐河、鄧州、內鄉、南召，平頂山市汝州，洛陽的嵩縣、汝陽、欒川，三門峽地區的陝縣、盧氏，陝西省商洛市等地區。此處連接川、陝、鄂三省，山區人在艱苦的環境中養成了彪悍的作風。
毛葫蘆最初以獵戶山民為主，後又加入了更多的礦徒，皆是群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以此為兵源成軍的毛葫蘆兵作戰極為兇悍勇猛。
狼筅長一丈五尺（約4.8米），重七斤，械形體重滯，械首尖銳如槍頭，械端有數層多刃形附枝，呈節密枝堅狀，具有廣闊的防禦面積。附枝最長60厘米，最短25厘米，頭與杆均為鐵製成。狼筅遮蔽面積廣，可以有效遮蔽敵人的短兵，使敵人難以近身，同時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弓弩防禦能力。
狼筅有記載最初為礦徒所用，因此以礦徒為主的毛葫蘆軍有可能就是狼筅這種利器的發明者。浙南的礦徒是戚家軍的主要兵源，使用狼筅順理成章，更使得此兵器名揚天下。
《倭寇圖卷》中的明軍
《明史》兵志將毛兵列入鄉兵，原因為「其不隸軍籍」。沒有軍籍就不是明朝的正規軍，卻受僱傭於朝廷，也就是明王朝的一支僱傭軍。像四川、湖廣等地的土司兵，與毛葫蘆兵一樣亦為僱傭軍。
近幾年的俄烏戰場，雙方均有大量僱傭兵上場，對戰局走向影響很大，如著名的華格納。俄軍中的強力尖刀114旅，則有點類似曾國藩創建的湘軍，初始為僱傭兵性質的團練武裝，後順利轉正，納入正規軍序列。而戚家軍事實上也屬於這一類。
徐光啟棘兵疏稿列援遼軍需：「湖廣募送土司刀牌藥弩敎師、永保鉤槍敎師」，可見湖廣及四川土司兵皆擅使鉤槍。黃嘉善《議調水陸精兵疏》中提到： 「湖廣、四川、貴州各土司兵生長懸崖峻坂之間，利臂輕足，性悍嗜殺與虜相埒。且素有藤盔、毒弩等器械，足為御虜長技」。由此可以推知，援遼的土司兵著藤盔厚甲，與石柱白杆兵那樣使用鉤槍，並擅長使用毒弩。為此朝廷向遼東運送了大量毒弩和弩藥。
《倭寇圖卷》裡帶蠍子尾的南軍士兵
蠍子尾
《涌幢小品》記載湖廣土兵：「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為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如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若五重而皆敗。則余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
每一總司節制24司，達一萬六千餘人，可謂古代一支強大的野戰步兵集團軍。
雖然此陣記載僅為湖廣土司使用，但四川、貴州、廣東等其他土司軍亦可參考推知。其軍紀採用連坐法，「違者與退縮者皆斬「。魏源《聖武記》中說戚繼光之連坐法即學自土司：「其連坐之法極嚴」，「如軍退而參將不退，戰死，則斬五把總。把總不退戰死，則斬十哨長，哨長不退戰死斬十隊長，隊長不退戰死斬九卒」。
永保土司軍，跟隨王陽明平叛，在抗倭戰爭中，保靖、永順土司軍戰功卓著，然而這次援遼，來自湖南的兩土司軍一開始就出現了狀況。
先是永順土司彭元錦聞援遼調兵三千，認為調兵太少不足以立功，願以一萬五千兵援遼。朝廷「嘉其忠義加升都督僉事賜以飛魚服色既而部檄調兵八千僅以三千塞貴又上疏稱病不行」，結果這三千土司兵」一至通州聞三路敗衄輒望風奔潰「。《熊襄愍公集》卷四之《土司託病疏》，熊廷弼認為：「況土兵悍性難馴決非漢官所能管押決非頭目所能統領」，帶隊的」知州田萬年老而病不能約束「，土司兵」又不聽舍把彭宗卿等約束「，「若此後再有發遣而無主將親領之平時問誰彈壓臨陣問誰調度「？
不得已，熊廷弼將永順土兵劃歸四川參將周世祿統領。
保靖土司軍方面，《明史》列傳·卷一百九十八：「萬曆四十七年調保靖兵五千，命宣慰彭象乾親統援遼。 四十八年加象乾指揮使。 象乾至涿州病，中夜兵逃散者三千餘人，部臣以聞。 帝嚴旨責統兵者，並敕監軍道沿途招撫。 明年，象乾病不能行，遣其子侄率親兵出關，戰於渾河，全軍皆歿。 天啟二年進象乾都督僉事，贈彭象周、彭緄、彭天祐各都司僉書，以渾河之役一門殉戰，義烈為諸土司冠雲。「
保靖宣慰使彭象乾雖然親自領兵，遺憾的是來到北方後病倒了，導致大半土兵逃散。因而，在渾河參戰的保靖土司兵具體員額不詳，約兩千左右。
決死一戰
翻看中國歷史，常常會發出一聲感慨——書生誤國！發生在天啟元年（1621年）的沈（陽）遼（陽）大戰則給這番感慨加上了一聲沉重的嘆息！
熊廷弼在前方殫精竭慮累到吐血，然而在京城的書生老爺們很快就開始上表彈劾——理由是他不進攻。不得已，熊廷弼被迫辭職。1620年10月，剛剛上任遼東巡撫一個月的袁應泰代熊廷弼經略遼東。
袁應泰（？－1621年3月21日）
袁應泰精明能幹，但用兵非其所長，規劃也不周密。熊廷弼在邊防時，執法嚴格，部隊軍紀整肅，而袁應泰失之以寬，而且更動了往日的規章制度。上任不久，袁應泰在客軍將領鼓動下抽調各地駐軍約六萬人前往撫順、清河一帶，試圖收復兩地，而此前熊廷弼的方案是將此一行動放在一年後執行。
明軍的行動讓後金大為震動，因為撫順、清河一帶若為明軍控制，將直接威脅到後金都城赫圖阿拉。努爾哈赤決定先發制人，親率大軍迎擊。
親近明朝的蒙古福余衛暖兔部探知這一情報，報告給了袁應泰。袁應泰大驚，匆忙收縮兵力準備應戰：
1、總兵賀世賢、副總兵尤世功率兵一萬守瀋陽。
2、總兵陳策、副總兵童仲揆、副將戚金、參將吳文傑、周世祿和各土司領兵官帶領的四川漢土兵、湖南土兵、浙兵及廣兵、毛兵等約三萬人屯於虎皮驛、黃山一帶。
3、總兵祁秉忠統兵一萬守蒲河。
4、總兵李秉誠率七千兵守奉集堡；參將朱萬良、姜弼等領副總兵職銜、行總兵官事，率約二萬人分駐於威寧營、武靖營、虎皮驛等地，以為犄角。
5、寬甸、靉陽、鎮江分兵二萬駐守。
6、遼陽留兵二萬守備，另以二萬兵馬為機動兵力。新收納的三千餘蒙古、女真降夷，作為預備機動兵力。
按照袁應泰的部署，若後金進攻瀋陽，距離瀋陽較近的陳策部可以及時發兵增援。但按照熊廷弼先前的構想，該部明軍並非用於曠野平原與後金鐵騎交戰，而是在險要狹隘之地實行防禦反擊。 瀋陽周圍皆為平坦之地，非常利於後金騎兵衝擊，袁應泰此一部署等於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這便為陳策部明軍的敗亡埋下了伏筆。
總兵陳策（原任四川副總兵，後升總兵官）和副總兵童仲揆（原任四川參將，後升副總兵，行總兵官事）指揮的石柱、酉陽、保靖、永順等土司軍和毛兵、廣兵的裝備起初較為簡陋，但在出關後陸續得到了精良兵甲的補發。多數為裝備竹竿（木桿）長槍、大刀利劍和棉甲、棉盔，專研近戰的重裝步兵，另有一定數量的弩手、火器兵和少量騎兵等輔助部隊。
戚繼光的侄兒戚金帶來的三千三百餘新募浙軍（內三百真定兵，亦有說浙兵四千）初到遼東時，熊廷弼的評價並不高：「南兵虗而猾，所侍狼筅及枯木竹槍多不中用」。因武器仍為對付南方倭寇等無甲或輕甲部隊的狼筅、枯竹槍等，顯然無法應對裝備重甲及大型楯車的八旗軍，且後續的7000浙兵尚未趕到，熊廷弼遂命與由原雲南參將張名世編練的三千南浙兵（因獲罪下獄，用人之際啟用，其所募之兵與戚家軍沒關係）合併，成立了左右火器兩營，張名世統右營，戚金統左營，加緊訓練。
戚家軍的步營鴛鴦陣戰法不適用於對抗騎兵，於是改成戚繼光在鎮守薊鎮時發明的車營陣法，作戰時攜正廂車、偏廂車等戰車組成車陣防禦，裝備以三眼銃、鳥銃、滅虜炮等各型火器為主力，另裝備鏜鈀、腰刀等輔助武器。
天啟元年（1621年）二月十一日，努爾哈赤發起了進攻。
八旗先攻奉集堡，被明軍使用火炮擊殺一名參將後退去。數日後，轉攻虎皮驛，又再攻王大人屯，無果退去。從地圖可看出，這幾個地方在遼陽和瀋陽之間，努爾哈赤的目的是摸清明軍兵力部署與城防情況。
三月十日，努爾哈赤發兵直逼瀋陽，十二日辰時抵達，十三日正式攻城。
明代的瀋陽叫瀋陽衛，領有左、中、右、前、後五千戶所，後又增設汎河、蒲河兩個千戶所，另有撫順千戶所也歸其管轄，城周圍九里一十餘步，為洪武年間指揮閔忠所築。瀋陽衛一直作為明代遼東都指揮使司所駐地遼陽的藩籬，戰略地位重要，失瀋陽則遼陽不保。因此在熊廷弼任遼東經略時一直加強瀋陽與奉集堡的兵力與防禦工事，力圖以瀋陽、奉集堡為犄角之勢拱衛遼陽，並在虎皮驛亦布置重兵作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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