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時經過院子時聽到樓上有哭聲,極其不悅,他當即怒氣沖沖地對僕人李二哥(他的遠親)喊道:
「李老二,拿繩子把她綁起來,哭哭啼啼幹什麼?」
見丈夫不分青紅皂白要綁自己的母親,董竹君氣得渾身發抖,他認定丈夫是打心眼裡瞧不起窮人。她心道:「為什麼窮人該這麼受氣、受辱」。
董竹君當時極想跟丈夫大吵一架,並質問他「有什麼了不起」。可為了息事寧人,她選擇了忍氣吞聲,她含淚對母親道:
「姆媽,請你看在我的份上,不要傷心了,待我慢慢賠你。」
李氏聽了女婿的話,又聽了女兒這話,不覺越發委屈了,她的眼淚不停地在眼眶裡打轉。為了女兒,她死命忍住了哭,只不停地抽泣著。董竹君見狀,心裡甭提有多難受了。
因夏之時一直不待見董同慶夫婦,董竹君不敢拿家裡的錢補貼他們,只按月給他們兩三元零用,作為他們幫忙打理公司的報酬。
為了不落人口實,董同慶夫婦在夏家的兩三年里,董竹君只給他們買過一套壽衣,那個金簪子也始終未給母親重買。

董同慶夫婦身著女兒買的壽衣
董竹君的黃包車公司和紗廠相繼關閉後,董同慶夫婦回了上海的小破屋。不久後,董竹君帶著四個女兒毅然出走遠赴上海。
董竹君與丈夫徹底分居的五年里,一直在上海租房住,偶爾她會回去看看父母。期間的董父身體一直不好,見女兒又離婚帶著四個女兒,心情也越發抑鬱了,病自然也越發重了。
董竹君是個孝順的孩子,她到上海後非常清楚自己如今的境況會讓父母難受,於是一邊寬慰父母,一邊拚命找出路。她還曾在上海開了群益紗管廠,可僅僅幾個月,廠子就倒閉了。此後的董竹君,只得靠借錢、典當物件勉強維持生計。
董同慶和妻子原本以為女兒嫁了好人家,他們能跟著過幾天好日子,沒曾想:好日子沒過成,受了屈辱,還連家裡唯一的值錢物件也沒保住。如今女兒離婚連自保都難,他們的晚年也將全無保障。
日子最怕的是越過越沒希望,徹底沒了希望後的董同慶夫婦終日唉聲嘆氣。李氏只要見了董竹君,就會跟她絮叨當年在夏家的種種不愉快,尤其是被汙衊偷鴉片和金簪子的事。
董竹君離婚後,李氏完全變成了一個祥林嫂,她一遇見人,就和人講那些糟糕的事。許多年後,董竹君撰寫回憶錄時,還能記起母親的控訴:
「窮人和有錢有勢的人做夫妻總要受氣的。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金簪子和他說你父親偷鴉片的事情,多麼侮辱人啊!過去,你父親拉黃包車,我做傭人,你被押進堂子賣唱,弟弟妹妹因為沒錢治病,個個都死掉。開不出伙食只好挨餓,付不起房租只好挨人罵,高利貸借來的前三五天就加一倍,把人都要逼死,賣的賣盡,當的當光,我們吃的苦頭向誰講?」
董竹君因不喜聽母親說這些,所以某天,當她從家裡出去辦事路上,看到母親穿著破衣在馬路上自言自語、顛顛簸簸向前走去時,竟沒有喊她。
董竹君做夢也沒想到,就在第二天,李氏就突然發急病死了。事後,董竹君才從父親口中得知:母親曾在死前借著親戚的死在靈堂大哭。這實際是精神抑鬱到極致的表現,可惜,當時的董同慶雖察覺出異常,卻並未採取挽救措施。
李氏死時,董竹君身無分文,她不得不四處借錢,為母親置辦了棺材。但因無錢辦葬禮,她的靈柩被寄放在上海蘇州會館。
李氏死後,董同慶身體越來越壞,孤寂和貧窮,加重了他的病情。董竹君努力靠借賣為父親治病,可父親的病卻總也治不好。
董同慶是相信女兒能打翻身仗的,所以,他總跟女兒說:想多活五年。可董竹君知道:自己能借到的錢,不足以給他好的醫治,以讓他多活五年。
1934年底,董同慶的病越發重了,臨終前夕,他幾乎已經發不出聲。董竹君預感到這一晚將是父親最後一晚,但她卻並未給他送終:她沒有勇氣。
於是,她硬著心腸在父親的病床前磕了頭,與父親道別了。這一跪一磕,像極了當年父母將她賣入長三堂子時的那一跪一磕,只是,這一跪一磕,就真成了永別了。
董同慶死後,董竹君同樣無錢為父親辦葬禮,他的靈柩被和母親的靈柩一起被寄放在上海蘇州會館。
說來也奇怪,董竹君父母皆在時,她怎麼也沒法發達,可父母剛一走,她竟就在貴人李嵩高資助下成功開辦了錦江飯店。

1986年,於蘇州重建的董竹君父母墓地(夫婦倆在錦江開辦後被下葬)
董竹君父親病逝是在1934年冬,錦江飯店開辦時間是1935年3月15日,也就是說:雙親離去僅僅幾個月,她就飛黃騰達了。
有人曾在知曉這一切後感嘆:董同慶夫婦的悲慘結局,或許是冥冥之中的註定吧!生了貴女,卻終生無法享女兒的福,實是老天對他們賣女兒行為的懲罰。
若當真是這種冥冥中的註定,那真不得不讓人慨嘆:世界的盡頭,實是善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