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存在190年，在二十四史中卻沒有位置

可見，至少自那時起，党項李氏家族就開始了對佛教的信仰與崇拜。因此，當後世專家看到每座西夏王陵的西北角都有一個八角單數層的夯土堆時，他們大膽猜測，這可能與西夏皇帝崇佛的信仰有關。

事實上，李元昊也有過類似表達信仰的方式。

天授禮法延祚五年（1042），西夏繼三川口、好水川之戰後，又與宋朝爆發了定川寨之戰。儘管這些戰役通通以西夏獲勝告終，但大戰過後遺留下來的戰爭問題對西夏的打擊也是十分沉重的。

當時，宋朝主動關閉了邊境榷場，並停止了對西夏的大宗「歲賜」，就連西夏一向賴以出口賺外匯的「青白鹽」也被宋朝禁止入口。為此，李元昊即便贏了戰爭，也不得不向宋朝低頭。於是，李元昊仿照先父當年進獻500匹駿馬幫宋朝修陵之例，向宋朝敬獻良馬50匹，求宋朝賜佛經一藏，以此來試探求和的可能性。

沒想到，宋朝爽快地答應了這一請求。之後，李元昊又組織僧人翻譯西夏文《大藏經》，並讓譯經經驗豐富的回鶻僧人白法信和白智光等高僧組建研究團隊。從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到民安元年（1090），該團隊利用53年時間完成了3579卷西夏文佛經的翻譯。

由於西夏控制了絲綢之路，天竺的僧人進入東土傳法，必須經過西夏地界。李元昊為了留住這些僧人，提前派人守住交通要道，待他們前來，極力截留。如遇僧人反抗，西夏士兵則就地將其羈押，好吃好喝供著。

李元昊的崇佛之念由此可見一斑，但西夏人野蠻的行為還是給過路僧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們口耳相傳，很快，絲綢之路在失去東、西方貿易的同時，徹底失去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作用。

而李元昊強勢霸占僧人的背後，是佛教成為西夏全民的普遍信仰。西夏境內的瓜、沙、甘、涼及興慶府等重要城市，護國寺、感通塔、崇聖寺、臥佛寺、大覺圓寂寺等大型佛教建築拔地而起。

▲始建於西夏的張掖大佛寺臥佛。圖源：攝圖網

佛教的介入，也讓西夏的帝王們普遍相信，自己與佛的感應是無時不在的。所以，在修建帝王陵園時，西夏的帝王總會給佛祖讓出子午線上的位置，在其右後方為自己建造陵塔，同時於墓室內大量繪製佛教壁畫，以達到「事死如事生」的目的。

然而，佛教的興盛對李元昊而言，卻是要命的。

他生性暴虐好色，多猜疑，猶喜強奪他人之妻。當時，他中了宋朝大將種世衡的離間計，殺了西夏「台柱」大將野利遇乞，並將他的妻子沒藏氏發配到興慶府的戒壇寺出家。沒藏氏婀娜多姿，李元昊管不住下半身，遂常常到寺中與她幽會。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二月，李元昊的幼子李諒祚出生。

為了讓這個剛出生的孩子將來能繼承西夏皇位，沒藏氏與兄弟沒藏訛龐合謀，設計讓李元昊霸占了太子妃。太子李寧令哥怒不敢言，後在党項權貴的慫恿下，才於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1048）的元宵夜趁著李元昊酒醉之際，闖宮削掉其酒糟鼻，使西夏一代開國之君在驚嚇中一命嗚呼，享年46歲。

官方記載，李元昊駕崩兩個月後，被群臣葬於泰陵。但，考慮到西夏王陵的形制與宋陵類似，這則史料的準確性至今仍被不少學者質疑。

自李元昊之下，西夏諸帝始終遵循漢人的規矩建陵，並形成獨有的陵園形制，但歷經數百年的風沙，待大明慶王朱栴造訪時，那裡卻成了一座座巨型土錐。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在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所以朱栴在編寫《寧夏新志》時也只能採信自己道聽途說的內容，而沒有繼續探查下去。

直到朱栴去世五百多年後，這些巨型土錐的身份才第一次被人們重新定義。

1971年，蘭州軍區空軍某部在寧夏賀蘭山下修建軍用機場。幾個戰士在挖掘工程地基時，意外發現了一些刻有不明文字的古代陶製品。鑒於當時黃河流域時常有重大考古發現，部隊立即暫停施工，並將此消息層層上報，電請寧夏地質博物館籌備處介入。

當時，寧夏博物館原館長鍾侃剛被調入地質博物館籌備處工作。接到消息後，他第一時間便和同事王菊芳、李俊德、鄧乘浩等人趕赴施工現場。

在方圓五十八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鍾侃等人看到了許許多多殘垣斷瓦上刻印著一種形似漢字卻又不是漢字的文字。鍾侃立即想起數年前在青銅峽108塔考古時，也曾發掘出寫有這種文字的佛經。那時，在場的考古專家一致斷定此乃失傳多年的西夏文字。

所以，眼前出土的斷垣殘瓦，極有可能就是西夏遺存。

不過，考古學向來講究證據。鍾侃等人回到籌備處抓緊時間翻閱各類古籍，直到在《寧夏新志》中看到朱旃留下的記載，這些巨型土堆的考古方向才最終被確定。

1972年，在賀蘭山腳下發現西夏李元昊墓及其他八座王陵的消息轟動全國。隨後，在全國各界的共同支持下，考古學家藉助電腦動畫技術，初步模擬復原出西夏王陵最初的模樣。

原來，這些建於黃土高坡上的王陵每座都由月城和陵城相連組成，平面呈「凸」字形狀，陵園內單體建築角台、闕台、碑亭、獻殿、陵塔及附屬於陵城門的門闕和角闕的平面分布基本與中原王朝相同，形成西夏陵園群體建築的基本格局。

▲西夏王陵俯瞰。圖源：攝圖網

可是，當考古人員仔細對地面殘存的遺蹟進行測繪時，又驚訝地發現這九座高聳的土堆似乎並非簡單的昭穆排列。在新測繪的圖紙上，人們看到了一個類似北斗七星陣法的排列順序。除此之外，依附各大王陵的陪葬墓也呈現一種眾星拱月的姿態，似乎更證實了當年西夏王陵的設計不僅參照了中原帝陵的規制，更有自己獨創的一套陵園制度。只是這一切的秘密，專家們尚未能從殘存的土錐上找到確切的答案。

在整個探查過程中，唯一令人感到慶幸的，就是語言學家李範文藉助蘇聯學者聶歷山的《西夏語文學》、羅福成的《同音》寫本等資料，彙編出了第一版《夏漢字典》。這是一本專門用於翻譯西夏文字的工具書，藉助相關研究，考古學家們終於在7號墓中找到關鍵性的記述文字：「大白高國護城，聖德至懿皇帝壽陵志文。」

大白高國是西夏的別稱，聖德至懿皇帝即西夏仁宗李仁孝。也就是說，7號墓的主人正是西夏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李仁孝。

由於中國古代普遍採取「五音姓利」的理論埋葬先人，所以，考古學家在確定西夏陵的昭穆排序後，又根據姓氏結合五音、五行的做法，按輩分主觀地將1號陵、2號陵陵主認定為李元昊的祖父李繼遷、父親李德明，據此類推，3號、4號、5號、6號陵則分別被推測為李元昊的泰陵、李諒祚的安陵、李秉常的獻陵以及李乾順的顯陵。

見證了一個王朝近兩百年風雲的九座王陵，只發掘出這麼一點有用的信息，顯然無法滿足世人的求知慾。於是，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又被提了出來：究竟是誰破壞了這些王陵？又是什麼原因把它毀壞得如此徹底？

不少學者將矛頭指向了成吉思汗。因為，最終導致西夏國滅亡的，就是這個像大海一般的可汗以及他手底下打遍亞歐大陸無敵手的蒙古鐵騎。

從1205年到1227年的22年間，因西夏擋住了蒙古鐵騎西進的步伐，在成吉思汗的命令下，蒙古人與党項人之間爆發了六次大規模的戰爭。戰爭的結局兩敗俱傷，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命殞大西北，而西夏軍隊在蒙古鐵騎的壓制下，戰至最後一人。勝利者終歸有對失敗者的最終處置權，成吉思汗臨終前，密令手下屠盡党項人——這一條「罪證」也成了專家們認定蒙古大軍破壞西夏王陵的最佳佐證。

然而，目前並未發現成吉思汗下令拆毀西夏王陵的直接記載，一些學者認為，在成吉思汗駕崩及西夏故地初平之際，大規模盜發毀壞西夏王陵的行為並不能消滅殘存党項人的鬥志。反之，因為陵墓的特殊性，蒙古軍隊做法還易引起被征服者的仇視。所以，蒙古軍隊破壞西夏王陵的可能性不大。

一種可能性的推論是，西夏王陵乃明朝軍隊破壞的。

根據史料記載，明代初期，駐守在寧夏的蒙古軍隊撤退到賀蘭山以西一帶後，王陵附近就成了明朝邊防的第一線。那時，明代經濟疲軟，要想快速建成一系列攻守兼備的軍事要塞，只能就地取材。如此，在賀蘭山東麓沉睡了三百餘年的西夏王陵就成了絕佳的建築取材場所。

朱栴之子、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冢謠》寫道：

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漚。

道逢古老向我告，雲是昔年王與侯。

在朱秩炅眼中，這些古老稀疏的巨墳高低錯落有致，依稀還能從形制中看出這是昔日王侯百年安居之所。如果這些王陵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已被毀壞，這位王爺又怎能看出其中的門道呢？

西夏王陵被誰所毀的問題，可能永遠也沒有答案。但，西夏王陵留存的遺蹟卻未被遺忘。今天，進入西夏王陵博物館前，遊客們總要對著門前雕刻的四個西夏文字「大白高國」進行一番點評。誰又想到，曾幾何時，那也是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對西夏文字傳播天下的一種憧憬呢？

參考文獻：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97

鍾侃等：《西夏簡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79

唐榮堯：《神秘的西夏》，時代文藝出版社，2015

崔紅芬：《西夏時期的河西佛教》，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劉臨安、潘靜：《西夏王陵與北宋皇陵空間結構的比較》，《文博》，2006年第1期

單愛美：《唐與北宋帝陵比較研究》，《絲綢之路》，2015年第20期

賈寅超：《揭秘西夏陵》，紀錄片，2018